台灣痞客?

狂風，暴雪，酷寒，低氧
踏錯一步即永不復返的凶險
不論是群山施予何等多變的無情試煉
往頂峰接續踏出的腳步
是行者不變的堅持與追尋

　　「你為什麼要去爬山？」

　　「因為山在那裡。」

　　三年，七大洲，六位攀登者，無數位協助人員，無數次瀕臨生命臨界的考驗……不論意見再怎麼紛歧，前方是如何危險，唯有登上世界七頂峰的夢想，能夠一再凝聚眾人，重新點燃就要熄滅的希望。

　　從二○○六年到二○○九年，由伍玉龍、江秀真、黃致豪、謝穎泝、陳仲仁、黃博政等登山好手組成的台灣七頂峰攀登隊，從歐洲最高峰的厄爾布魯斯峰開始，逐步邁向亞洲最高峰聖母峰。幾位原本互不熟悉的隊員，歷經磨合、分裂、和解、團結。他們唯一的共同目標，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向山走去，一回又一回地，在山的盡頭，肯定自己的勇氣。

　　本書由七頂峰專案統籌執行人連志展執筆完成，為七頂峰攀登隊留下最真實的貼身記錄，呈現出攀登者在極限之地最動人的堅韌與毅力。不只是每個隊員們自我挑戰的實現，也是台灣一次輝煌的榮耀。

作者簡介

連志展

　　1973年生，七頂峰專案統籌執行，擔任非洲最高峰攀登隊領隊、卓奧友峰與聖母峰攀登隊基地營經理。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OB、政大社會系暨花師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畢業、1999年第二屆「生態文學暨報導獎」新詩組首獎、2002中央山脈大縱走婚禮、2003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理事、2004《聽看雪山》作者、2005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創會理事長。目前定居宜蘭三星，現為台灣生態登山學校理事、「彩虹太陽田野工坊」自然農法水稻水梨農夫、歐都納「全球 14座八千米巨峰探險計畫」專案執行。部落格：ATUNAS進基地營atunasbasecamp.blogspot.com/

［Mt.1-起點］
七頂峰的夢想宣告：歐洲．厄爾布魯斯峰

［BOX］
厄爾布魯斯峰（Mt. Elbrus）
所在座標：北緯43°21′18″，東經42°26′21″
國家山系：俄羅斯，高加索山脈
海拔高度：5,642m
代表性：歐洲第一高峰
首次登頂：1874年


二○○八年十月五日晚上七點，梁明本老師和我在零下十度的風雪之中，離開歐都納世界七頂峰攀登隊位於西藏喜馬拉雅山北側、海拔五千七百公尺高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Mt. Cho Oyu）攀登基地營帳蓬，前往大約十分鐘路程之外的美國IMG攀登隊的基地營。為了準備○九年的聖母峰攀登，七頂峰攀登隊除了隊員謝穎泝因為個人因素無法前來之外，包括顧問梁明本以及隊員伍玉龍、江秀真、黃致豪，在○八年秋天先來到卓奧友峰進行訓練攀登。前往IMG營地的路上，我和梁老師之間沒有任何的交談，只是任憑著雪粒在風中撞擊著臉頰，心中則不斷思索著，等一下要如何向美國隊提出希望協助搜救的請求，因為伍玉龍從昨天晚上獨自出發攻頂，在唯一一次的無線電回報之後，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七個小時沒有任何的音訊，而最危險的黑夜，已經降臨……


@@登山者的追尋@@

「秘書長，呼叫秘書長，我是伍玉龍，我預計再十五分鐘就會登頂……」

「好的，好的，請注意自身安全以及折返的時間點……」

這是中午十二點半伍玉龍從山上發出的訊息，告知在基地營留守的中華山協秘書長梁明本和我，似乎一切順利，再十五分鐘就即將登頂了，我們收到訊息之後都不禁歡欣鼓舞了起來，雖然無線電裡面的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疲憊、沙啞。我們不以為意，畢竟在超過八千公尺的地方活動、沒有使用氧氣，想必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折磨。而即將成功登頂卓奧友峰的伍玉龍，將會成為台灣第一位不使用氧氣、不聘僱高地雪巴協作員、以阿爾卑斯方式攀登八千公尺巨峰的第一人。我們興奮地等待著勝利時刻的到來。

秀真拿著望遠鏡觀察，剛好看到一個穿著紅色衣服的人，正在卓奧友峰傳統路線所在的西北壁上，即將翻過西北壁的最高點，抵達峰頂的稜線區域，除了他之外，前後都看不到其他的登山者。「如果伍玉龍即將登頂，那我們看到的那一個紅色小點，應該是落在後面的黃致豪吧？」由於無線電一直無法順利通聯，我們只能做出比較合理的推論。之後就飄來一陣陣的雲霧，我們就再也無法從基地營看到巨大的卓奧友峰了。

十五分鐘過去了，沒有消息。三十分鐘過去了，我們還是沒有收到來自峰頂的消息。

我與梁老師心中的疑惑愈來愈大。不是應該在十五分鐘就登頂了嗎？已經過了一個小時，為何沒有任何的消息？我們的GPS衛星定位儀可以記錄發話者的位置，趕緊拿起剛剛收到通話的GPS通訊機，轉到發話者的位置頁面，清楚寫著剛剛發話位置是海拔高度八○五三公尺，這個高度正好是西北壁要翻上峰頂主稜的高度啊！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位紅衣登山者，不是黃致豪，而是伍玉龍！如果那是伍玉龍剛剛的通話位置，那他距離峰頂至少還有兩個小時的路程；伍玉龍已經因為低壓低氧的環境，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而在八千公尺的高度，一個錯誤的判斷，可能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

時間不斷流逝，從中午那一次的通聯之後，無線電再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下午兩點，已經是原訂的折返時間，沒有回報。如果以他的位置與速度研判，兩點肯定還沒有抵達峰頂，他會折返，還是會繼續堅持往前走？在沒有使用氧氣以及雪巴與隊友陪同的狀況下，他的大腦在只有平地氧氣濃度三分之一的地方，可以進行理性的思考嗎？

梁明本老師說，沒有回報，他一定是繼續往前走，等到抵達峰頂才會回報。

三點，應該登頂了吧？還是沒有回音。四點，沒有回音。五點，沒有回音。六點，還是沒有回音。每過一刻鐘，我們的心情就往下跌落一層。

晚上七點，黑夜已經降臨，依然沒有消息。伍玉龍還是一個人停留在八千公尺以上的地方嗎？如果是，他如何度過在「死亡地帶」的漫漫長夜？我們不得不展開必要的緊急措施，準備向其他的隊伍求援，一定要在明天盡快找到他。

站在美國隊的通訊帳內，美國隊的領隊和西藏隊的隊長拿著兩本護照，正在向大本營的聯絡官報告這兩本護照內的個人資訊。其中一本護照的主人是前天從第三營上面跌落的美國人，另一本護照則是昨天被人發現停留在冰壁上的斯洛伐尼亞登山者所擁有，西藏隊隊長正在向聯絡官說明這兩位登山者發生死亡意外的過程。我看著那兩本護照裡面的主人照片，帶著陽光般的笑臉，讓我不敢再看第二眼，轉過頭去望著帳外飄飛的雪。現實生活、生命危險以及探險價值之間，似乎也已經交融成一團雪球，分不清楚彼此之間究竟是如何，或者應該如何維持著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為何登山者總是寧願冒著生命的危險，究竟追尋著什麼？

一九九四年，來自台灣的登山者拾方方在登頂聖母峰之後，沒有下山；九五年，邱瑞霖在北美最高峰遭遇暴風雪迷途死亡；九六年，高銘和在登頂聖母峰之後被救援下山，嚴重凍傷，切除所有的手指腳趾。九七年，郭明哲在西藏希夏邦瑪峰登頂後跌落山崖死亡；二○○○年，林春明在希夏邦瑪峰攀登過程高山病發死亡；同年，王守德在吉爾吉斯坦的攀登訓練營墜崖死亡……

一九九六年的那一場山難，讓原本沒沒無名的台灣登山隊，一夕之間在國際間爆紅，卻是充滿許多輕蔑的評價與批評——「台灣隊連冰爪都不會穿……」、「……兩名穿著和配備十分古怪的緩慢登山者……台灣隊出現在聖母峰，山上多數遠征隊伍都很擔心台灣隊會發生災難，逼得其他遠征隊前去救援，危及更多生命……」這是台灣隊伍刻在喜馬拉雅山脈上的台灣之名。

我們必須追尋著重新刻名的機會嗎？或者只是因為「山在那裡」？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登山是否已經排除了背負國家光榮的宿命，純粹只是為了自我的實現？

在卓奧友峰的基地營，我問過伍玉龍，為什麼要來爬山？他當時回答我：「因為，我在這裡能夠證明自己，在這裡能夠找到一個別人能夠肯定的地方……」我們總是需要一個位置，在這個社會之中，「登山者」，是不是一個位置？

登山者的價值能不能出現？在哪裡？我和隊員們一起在高峰之上與高峰之下，不斷地尋找著。